人文翻译事业的式微之境和振兴之路

　　一是翻译工作相关的偏颇 

　　1、翻译作品不作为学术成果。在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中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，那就是在考量学术成果时，重原创、轻翻译，“翻译不算成果”成了学术评价惯例。其实很多翻译工作也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活动，好的译作融入了译者在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，体现了其专业素养。因此，重要名著及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，应当作为学术成果，尤其在人文领域这种必要性更加凸显。国外尤其是欧美人文领域的思想成果的译介是近百年的事，我们接受“西学”受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限制，不借助翻译之力很难完成。因此，一概抹杀译者的译介成果，重“原创”轻翻译，对人文翻译者是非常不公允的，会极大挫伤学者们翻译和介绍“西学”的热情，影响人文翻译事业的发展。 

　　2、翻译奖项的缺失。目前我国在文学翻译方面，鲁迅文学奖中设有5个“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”名额，但其他学术领域如史学、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和美学等领域，迄今尚未有单独的翻译奖项。鉴于翻译的特殊性及翻译产业的迅猛发展，季羡林等专家一直呼吁设立“国家翻译奖”，以鼓励优秀作品的译介，但至今未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。翻译奖项的缺位，就无法发挥翻译界的标杆作用，而且也使译者不仅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，社会价值也得不到充分的认可，进一步丧失了提高翻译质量的动力，无益于翻译事业的发展。 

　　二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形成 

　　人才匮乏是我国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一个制肘，而造成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在于对人才培养不够重视，导致涌现翻译人才的源泉尚未开掘，无论高等教育还是职业培训培养机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长期以来，我国的大学教育中没有把翻译作为一个专业课程来看，将培养外语人才混同于培养翻译，将翻译教育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，翻译人员的专业培养上却一直是个空缺。而国外早已把翻译作为一个专业开设课程，如瑞典、澳大利亚早已在大学开设翻译课程，这些国家甚至也有相应的硕士、博士课程。2006年，在专家的呼吁下，教育部才开始在15所大学本科尝试开设翻译课程。但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不仅在教学方法、学生素质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而且人员规模也是杯水车薪，语种上亟待拓展到英语以外的“小语种”，还远未能适应强大的翻译人才的需求。 

　　三是市场经济的冲击 

　　市场讲求效益最大化，多数情况下出版人文方面的译著不符合市场“理性”的选择。根据市场运行规律，出版人文翻译作品有三个障碍：一是成本高。翻译作品除了支付普通出版物应支付的费用外，还要支付原作者版税。据业内统计翻译费大概会占成本的7%左右，再买一个版权，7%到8%，这就15%了；二是收益少。一本译著只有在销量七八千册以上才有可能赢利，而事实上除了少量的畅销书外，很少有人文译著能卖到万册以上。严肃的思想学术著作、文学精品、诗歌翻译的经济效益哪能及哈利·波特系列、明星传记的万一？因此，在支付原著的版权费、翻译费、书的设计装帧印刷以及出版方日常运营开支之外，很多译著已是微利甚至亏本；三是出版的周期长。要出版一部翻译作品其周期一般要比非翻译作品长，主要是版权洽谈和翻译需要花费较多时间。因此，在投入多，收益少，周期长的多重夹击下，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人文翻译作品。要么，为了经济利益，出版社通过诺贝尔奖、畅销影视作品、大文豪诞生逝世周年等概念炒作，并在没有保障质量的情况下加快翻译进程。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，损伤了译者积极性，也损坏了读者的利益，助长了人文翻译事业的颓势。 

三、促进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 

　　要根治人文翻译事业所面临的诸多病灶，就需要相关部门规范整个翻译市场，造就翻译行业有序发展的良好基础，建立翻译人才培养、职业培训机制，做好翻译人才(包括人文翻译人才)的“开源”工作，为人文翻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要针对人文翻译的特殊性，营造好的人文翻译的政策环境，调动译者从事人文翻译的积极性，解决人文翻译人才的“引流”问题，并加强统一规划、政策扶持，从而促进人文翻译的发展。在文化政策上要重视人文翻译事业，加强统一规划和政策扶持。 

　　1、通过统一规划，有计划、有规模地译介外国人文学术著作。 

　　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对人文书籍有统一的出版计划，几个出版社共同承担国家的一个出版任务，一起讨论选题，请专家提意见，比较好地解决了人文翻译的系统性问题。加强统一规划也是业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，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的季羡林先生生前就曾以文学翻译为例，呼吁加强翻译的统一规划，他认为“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，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，或者是填补空白的，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；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，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，力求实现质量优良、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。” 

　　2、通过对设立翻译奖项、重点项目财政支持等办法，弥补市场失灵，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人文翻译事业。人文翻译事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，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资助。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相当普遍，如法国就在世界上超过70多个国家设有出版资助计划(在中国设有“傅雷计划”)，而且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这种对外翻译的资助项目。我国许多知名翻译家都得到过国外相关奖项的奖励，如1987年草婴获得前苏联高尔基文学奖，1995年林秀清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外国文学翻译奖，1996年黄源深获澳大利亚政府授予的文学翻译奖等等。这些人名字后面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，但这些卓有成效的翻译家却因国内无相关奖项而鲜有在国内获奖。 

　　3、完善现有的学术考核及职称评定体制。凡是对翻译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，翻译(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)不仅需要的是语言能力，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，这几方面缺一不可。著名文学翻译家萧乾在翻译完《尤利西斯》后说，翻译这本书要比写几部长篇小说难。这绝非虚妄之言，好的译作无论其学术价值，还是译者为此付出的劳动乃至作品的“原创性”都不亚于毫无创见的所谓学术“专著”。因此，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努力，改变过去将翻译作品一律不视为学术成果的做法，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等参考体系。当然，对于这些翻译作品也要避免简单的量化考核，“滥竽”不得“充数”，以免抹杀提高译作质量的积极性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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